万方：在父亲曹禺的压力下成长(2)

曹禺

　　戏比天大

　　对于话剧，万方最早的记忆是看父亲曹禺的《雷雨》，那时候她还是个四五岁的小孩，什么都不懂。她老老实实地坐在剧场里，耐着性子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懂上面在演什么，却被第三幕的电闪雷鸣吓得大哭出声。

　　坐在一旁的曹禺没有哄女儿，反而粗暴地一把抄起她夹在胳肢窝下，埋头急速走出剧场。“他的态度让我觉得自己犯了什么天大的错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错不是别的，是影响了观众看戏。我爸爸用行动第一次教我知道‘戏比天大’的道理。”

　　《雷雨》不仅对于人艺，对于整个中国话剧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“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。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，才华更是上天给的。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，他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像几乎所有当代中国文人一样，在 20 几岁就迸射出生命中创造的光辉。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，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，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。他迎接命运，他愤愤不平，他痛苦，他要反抗，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，他的心被激荡，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，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，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。就由于有他的把握，他写出《雷雨》。”

　　因为是曹禺的女儿，万方享受了很多特权，人艺仿佛就是她的第二个家，她常常跟着父亲在侧幕悄悄站立，近距离看舞台上的表演;在后台的化妆间，听曹禺和演员们在演出后热烈地探讨交谈;更多时候是在黑黢黢的小小的导演间里，安静地坐在一边，听着曹禺和焦菊隐、夏淳、梅迁等导演谈话，懵懵懂懂之间只知道他们嘴里的“舞台上的景片”、“灯光”、演员的台词甚至每个动作都大有学问。

　　让万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跟着父亲去后台，迎面遇到于是之、郑榕、蓝天野等人，他们化好了妆，沿走廊踱步。平时见面时，她总会大声地喊“叔叔、叔叔”，这些人也会笑嘻嘻地逗逗她。那天她下意识想喊，但父亲牢牢地拽住了她的手，不让她说话，自己也不打招呼，几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地走过去，仿佛素不相识。

　　待擦身而过之后，曹禺压低声音，对正在诧异的女儿悄悄说“他们正在酝酿情绪，这个时候谁都不理”，脸上不无得意。来上海演出之前，万方和濮存昕在北京参加人艺 60 周年研讨会，结束后，濮存昕要和母亲去医院探望人艺著名表演大师于是之，万方便跟着一起去了。“我很久没有见过他了，小时候，我和他们都很亲，他们是我爸爸真正的知音，我都喊他们‘叔叔’。”早年在北京，曹禺曾和于是之等人住在一起，合作写《胆剑篇》。

　　于是之已经卧床整整 13 年，被医院判定为植物人，没有行动能力。作为人艺最早的一批演员，于是之担任过人艺的院长，这个当年在舞台上表演完全没有束缚的人，如今被自己的身体牢牢困住，“我看着他那样，看着自己的父辈，想到这些，心里特别难过”。万方握着于是之的手，轻轻喊：“于叔叔，我们来看你了，我们都在这里呢，我爸爸也在，大家都来看你，我们马上要去上海演出了。”于是之眼角默默流下两行泪。

　　于是之和吕中等人参加了 1988 年人艺在上海的演出。“那时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初期，搞市场经济，各方面都比较开放，包括人们的观点。这次演出在上海引起了轰动，一票难求，无论是艺术界还是观众。我记得当时每演完一个戏，我们就召开座谈会，上海话剧界的老同志非常激动，作为同行来说，他们特别为我们庆幸，可以恢复那么多好戏。”吕中回忆道。也正是因为 1988 年的热烈反响，才有了人艺24年后的又一次回归。

　　人艺滋养了你的身体

　　几年前，陈佩斯曾公开炮轰人艺：“如果我有机会做北京人艺的院长，假使有这个权力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它，建立一个公平的戏剧环境。其实，越是娇生惯养的孩子越是牢骚多，倒是我们这种越是庶出的孩子，越是讲究孝顺。”

　　但人艺就是人艺。从人艺的老演员、导演身上，你很容易就感觉到他们流露出的一种深深的自豪感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人艺已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无法分割。

　　72 岁的著名演员吕中在这次的《原野》中扮演焦母，已经退休的她愣是推掉了影视作品的档期，回来参加人艺 60 周年的大戏巡演，“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，我演了一辈子的话剧，我这一生走过来就像吃饭一样，看不见，但这些已经滋养了你的身体”。

　　吕中是 1973 年从河北话剧院调入人艺的，当时 33 岁的她十分兴奋，“人艺是话剧艺术的殿堂，那里的人都是话剧界的精英，我能进人艺，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机会。” 到人艺后，吕中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 1974 年的《云泉战歌》。当时还是“文革”时期，“四人帮”还没有倒台，人艺排的所有戏都为了顺应大环境需要，突出阶级斗争。这让很多人不适应，尤其是曹禺，这种好人和坏人必须完全对立、好坏之间没有中间地带、完全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表演和创作方式，让他无所适从。

　　万方还记得父亲当时在家里，无数次深深长叹，却又无能为力。“我了解我爸爸，他不是一个斗士，也不是思想家，恰恰相反，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、否定自己的人。在所谓的思想和灵魂改造之后，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。”那时候，其他人也都有这样的痛苦，于是之后来对夫人回忆当时的心情：“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 12 楼，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，想顺那儿走下去 ”

　　直到 1976 年之后，“文革”结束，所有人积蓄的艺术能量爆发了，很多戏重新编排，去掉了那些阶级斗争的东西。吕中深深地怀念那时候的人艺，那是最美好的时候，她像一块海绵拼命地吸收着养分。“当时北京人艺常在在外地巡回演出，每次演出之后，大家都很激动，一起吃夜宵、闲聊。那时，一些老演员就拿着一点酒，山南海北地聊天，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。我年轻的时候，特别喜欢听老同志戏后的聊天，内容非常地丰富，有时是山南海北，有时也会说戏，甚至还会指点一二，‘是之，你今天演的这个戏特别好，演得特别有火花，一下就带动了我的灵感，哎!真棒!’这就是水涨船高!”在一旁听得兴致勃勃的吕中，感觉就像是吃了一个海参，大补。

　　提到北京人艺，人们无法忘记《茶馆》、《雷雨》。“可能很多人觉得人艺就是正戏，只有大戏，但就是那些正戏成了人艺的宝贵财富，培养出自己的观众，有经典的剧目。人艺这些年也在尝试，包括商业化，并没有死守一种风格，比如《天之骄子》，现在重新改编的版本，就和 80 年代的不一样，更抽象，人艺的生命力也在这里。任何一种团体、艺术形式都必然有新的追求。”万方说。

　　吕中认为，人艺的内涵就是生活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“我们有新的东西，适合年轻人的，我们有小剧场、实验剧场，我们也有形式上和别的戏不一样的，但是你再变，也得反映来自生活的东西。”

　　曹禺先生的话剧影响一个时代，他的作品中总有令人沉思的问题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：“真正打动人的东西，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又极其真实，他感受到的，思考过的问题和他的答复。”唯有真实最动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