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龙自曝以前和黑帮拿枪和手榴弹对峙【图】(4)

成龙

　　这种情况下改戏就是灾难。陆川拍《可可西里》时，因为经费不够，写了一个改戏方案。中国投资方觉得可以理解。王中磊说：“哥伦比亚那边就快疯了。这部 戏才1400万人民币投资呀。他们大头专机飞过来两个人，亚洲的人在香港，飞来北京，然后要陈国富从台湾飞来北京，住五星级饭店，跟导演开会，说你为什么 要改。我觉得他们花的这钱，给陆川都够改了。但这个是他的行政经费。挺官僚的。”

　　成龙团队控制预算的方法是家庭式的。王中磊评价：“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大家说的都是实话，然后家长也会尊重大家的意见，不是命令式或特教条的。”信任关系会降低交流沟通成本。

　　有一次，投资人给牵线，有个人想跟成龙一起吃饭，成龙答应了。当天电话那边问：几个人呢？成龙说：50个人。那边就惊着了。“如果我是那个人，肯定会 觉得成龙太不像话了，这不是吃大户嘛！其实他是正巧身边的兄弟们都在。”王中磊讲这段乐得止不住笑：“他每天不带一帮人吃饭就觉得不叫吃饭。如果这顿饭里 边有一些保密性的工作，或者有比较重要的人物，他也不会跟兄弟们说你们自己吃去吧，肯定要带着去，在旁边另开一桌。”

　　卢惠光从1987年开始进入成龙的特技团队成家班，这二十几年最开心的感受就是大家庭的氛围。成龙太喜欢热闹，那时就是每次吃饭起码摆两桌，十几二十人。大概会因此受罪的是林凤娇和房祖名。房祖名跟旁人提起过，从他记事起，就没有过一家三口单独吃饭的时光。

　　成龙吃饭时基本不坐，站在大圆桌旁，上来一个菜就转，转到一个人面前就说：你吃啊，帮你夹。如果第一次跟他吃饭，常会客气地说我先吃点别的。他就会立 刻认为，你不吃这道菜，转给下一个人，最后转到他自己那，剩下不多就都倒自己盘子里，吃掉。开始转第二道菜。四十多分钟，十几人的大饭局就结束了，客气的 人可能会饿肚子。成龙最后会把剩下的两三根青菜或两三块肉挑出来吃掉，剩得多的一定要打包。

　　这有点像他6岁时进入香港中国戏剧学院的场景：师父于占元坐在最上，把菜往下传，座位排序按照资历决定，年纪最小的孩子坐在长桌最远的一头，经过二十 多双渴求的小手传递后，最后的孩子几乎只能吃到残羹和酱油。成龙，那时候还叫陈港生，一开始先坐在最好的位置——师父的旁边，可以优先拿到菜。直到几天后 被藤杖一顿暴揍，完成了加入仪式，他有了新的名字元楼，座位挪到了桌子的末尾，只能吃到骨头或几片肥肉了。

　　孩子们签的协议上有“顽劣不服，打死毋论”这一条。大家每天训练12小时以上，睡6个小时。每周7天，年复一年。那时，香港中国戏剧学院的灰墙几乎就是他们所了解的全部世界。

　　现在，成龙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对他不许剩下食物的要求印象深刻。华谊兄弟的电影宣传总监朱墨记得，刚认识成龙不久，有一次成龙请大家吃一道著名甜品，凉 的，她吃了几口，确实好味道。但她不得不歉意地向成龙表示因为身体原因，不能多吃，成龙体谅地伸手拿过来那杯剩的甜品，自己吃掉了。

　　香港中国戏剧学院给成龙的影响大概还包括洁癖，而且是愿意帮别人收拾的洁癖。热闹的成龙房间聊天会上，成龙会一直捏着一张纸巾。装着冰冷饮料的杯子外 壁上凝结的水珠洇到了桌子上，大家吃饼干的渣子掉落在桌上或地上，他都会立刻擦掉，而且用同一张纸巾，直到这张纸巾实在不能再用了。做这些事时，还一点不 耽误聊天。

　　在学院几年后，父母都去了澳洲，把成龙托付给师父作干儿子，他终于又坐到了师父的旁边，可以最先吃东西的位置。但是他很快知道了代价——任何人犯错他 都要陪打。“他们犯错我就去说不要不要，他们弄脏了我擦，我现在变成了很干净、很省，可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。”成龙在一次采访中说。

　　成龙拉开钱包，一格里放着1000元面值的港币，一格里放着100元面值的人民币，塞得刚刚好合上钱包。“我随身一定带好多现金。在香港10万，在北 京1万。为什么？第一，穷怕了，有现金比较安全；第二，我不会签名。”他抽出几张信用卡，签名栏都是空白的，“谁要是捡去，比如这张无限量的，可以刷个飞 机。”

　　1978年电影《蛇形刁手》和《醉拳》大获成功后，成龙暴富。他跑去一口气买了7只钻石表，每天换一只，戴去给武行的兄弟们炫耀。“开车晚上撞坡，早 上撞奔驰。怎么办？一丢，再买一部。”他要报复当年看不起他的服装店，跑去让店员把衣服一件件拿给他看，然后随意指几样要求送到公寓，再退回一些，刁难他 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