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大幕徐徐拉开。许透露，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，未获通过，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。2009年1月7日，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。次日，千余名手持冲锋枪、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、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，到达指定位置。

许回忆，行动场面壮观，“炸药轰隆隆响”。三号制枪点在溶洞，随访记者回忆，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，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，此举遂作罢。许令介绍，之所以安排在溶洞，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。行动收工，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，装甲车、警车整齐开过，阵仗如同检阅部队。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：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，一回是解放，一回是这次。

2009年1月，重庆警方通报称，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，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。

重庆打黑第一枪

秀山缉枪后，2009年2月，王立军接替刘光磊，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。现在看来，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。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。2009年3月19日，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。案发后，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。一周后，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。 尽管“3·19案”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(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，当时王已被免职)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。案发一月余，4月27日，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，以“3·19案”为契机，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，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，“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”。

此案还促成了“警务信息化”。当年5月，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，王透露，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，把移动、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。他要求，对于被锁定人员，要“法律事权不商量”，意即可上情报手段。他以窃听为例，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。在“3·19案”完成摸排后，借“6·3案”，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。2009年6月3日，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，警方为此成立了“6·3”专案组。王未能预料的是，“6·3案”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，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。

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，王称，“6·3案”前，98%的干警不知要打黑，“6·3案”后，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，技侦、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，“没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，最快的一天一宿，武警要多少给多少”。对于打黑对象，王立军也胸有成竹。2011年9月，在会见《求是》杂志编委郑某时，王不无自得地称，部署打黑时，他一张纸也没有，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，“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”。 “6·3案”后，2009年6月25日，重庆警方通报，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、陈坤志、龚刚模、岳村已经落网。他们皆为民企老板。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《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》中指出，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。

2009年7月14日，原重庆市人大代表、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。黎强被抓5天后，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，在出租车罢运期间，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“一把手”叫板，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，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，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