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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韩非的用人思想

编辑:小男2012-07-05 16:05:15

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蕴育了丰富的育人用人智慧。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韩非(约公元前280~公元前233年),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,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,从独特的视角就如何选拔人才、使用人才、考核人才等用人问题阐述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,形成了与儒、墨等家有别的法家用人思想。

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一个特色是强调德才兼备,但更突出因任授官,不拘一格选拔人才。在选官用人方面,儒家重门第,讲等级,而韩非则主张打破儒家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,提出“因任而授官”,“程能而授事”,提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。韩非认为,“授官”或“授事”,应与一个人的才能、贤德相适应,强调任用“贤能之士”。所以,他说:“内举不避亲,外举不避仇……不羞其卑贱也,以其能为可以明法,便国利民,从而举之。”(《韩非子·说疑》)在衡量德与才方面,儒家通常把“德”置于“才”之前,但韩非子似乎更强调一个人的行政才能,把一个人的“能”放在“贤”之前。他说:“故无术以用人,任智,则君欺;任修,则君事乱,此无术之患也。”(《韩非子·八说》)韩非认为,若单凭才智去提拔人,一旦他用才智为自己谋利,君主就要被欺骗;而若只以品德去提拔人,万一这人不机智甚至很愚蠢,政事就一定会被搞得混乱不堪。所以,他提出选拔官员必须兼顾德与才,多用智、修兼备之士。从任能选贤出发,韩非还反对“私门之请”,即反对走后门、拉关系,这与儒家也是不同的。韩非说:“明主者,推功而爵禄,称能而官事,所举者必有贤,所用者必有能,贤能之士进,则私门之请止矣。”(《韩非子·人主》)当然,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不是韩非的独创,儒家、墨家以及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也有类似的观点。如墨子说:“上举不避贫贱,不避疏远……虽在农与工肆之人,有能则举之,高予之爵,重予之禄,任予以事,断予之令……以德就列,以官服事,举公义,辟私怨。”(《墨子·尚贤上》)但韩非与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“德”与“才”的孰先孰后。在韩非看来,道德本身是无形的,对它的评价更多地来自众人之口,因而对众人的“毁誉”一向持不信任的态度,所以,他提醒手中握有用人大权的统治者对“才”要特别重视。主张“功大者,有尊爵受重赏”(《韩非子·八奸》)。

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主张以法择人,量功授官。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,大大小小的诸侯们虽然求才心切,但对何谓“才”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,因此常常仅凭某些说客的虚言浮辞就赐予其高官厚禄。韩非对这一用人方式明确表示反对,认为在用人问题上不能搞“以誉进能”、“以党举官”,而是要以法择人,量功授官。他说:“今若以誉进能,则臣离上而下比周;若以党举官,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。……故明主使法择人,不自举也;使法量功,不自度也。”当然,不听“毁誉”并不是堵绝言路、不让臣子推荐人,而只不过是不以臣下所说的那一套为用人的唯一依据罢了。推荐人可以,但推荐了以后是否授予官职,还得以实际的才能和所取得的功劳而定,也就是在“臣相进”以后,还要“论之于任,试之于事,课之于功”。可见,韩非是不全信“伯乐”的,一定要骑着“伯乐”推荐的“千里马”遛遛才放心。这样,“伯乐”不敢讲假话,“劣马”也不敢滥竽充数了。韩非还认为,君主左右的近臣地位特殊,对官员的任命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,所以很多想做官的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去贿赂买通他们。如果君主听信左右近臣之言,就难免会使群臣无心于本职工作,而只顾搜刮民财去贿赂他们以求获得升迁。这实际上是一种“卖官”、“买官”的腐败现象。他认为这种风气一旦形成,就会招来亡国之祸。所以,韩非虽然也赞同群臣向君主推荐人才,但他同时又指出,对君主左右的近臣要另眼看待,而君主们对左右近臣的推荐尤其要审慎处之,且不可偏听偏信。“以法择人,量功授官”虽是韩非用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,但赏功罚过在墨家看来也是无疑义的,如《墨子·尚贤上》就主张“以劳殿赏,量功而分禄,故官无常贵,民无终贱,有能则举之,无能则下之”。那么,两者有没有差别呢?若有,两者的差别又表现在哪里呢?笔者以为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,举贤应以能力为依据,这是墨子的主张,但墨子对这一命题的说法过于笼统,欠缺细化,对于如何检验、评判和考核所谓的贤能之士,并且使检验、考核和评判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,墨子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主张;而恰恰在这一方面韩非言之甚详。韩非认为,选官用人,应以为国家建功立业为出发点,以法律为准绳,以功过论赏罚,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一套具体的考核办法,即所谓“循名责实”。“人主使人,必以度量准之,以刑名参之,以事遇于法则行,不遇于法则止。功当其言则赏,不当则诛。”(《韩非子·难二》)

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主张专职专任,定位管理。韩非认为,每个官员各有自己的岗位、各有自己的职责,因此他强调“一人不兼官,一官不兼事”(《韩非子·难一》)。这从政治上来看,既可避免群臣发生抢权争功、互相倾轧之事,又能使他们做好本职工作而不互相推诿;从业务上来看,一个人的精力有限,管的事太多,容易造成不胜任的缺陷,现在既不兼官,又不兼事,可使官员集中精力去钻研一门业务,做好本职工作,那样工作绩效就会明显提高,整个官僚机构也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率。韩非说:“人臣皆宜其能,胜其官,轻其任,而莫怀余力于心,莫负兼官之责于君。故内无伏怨之乱,外无马服之患。明君使事不相干,故莫讼;使士不兼官,故技长;使人不同功,故莫争。“(《韩非子·用人》)由于官吏各居其位,各负其责,这样在管理上就会形成“莫争”、“莫讼”的和谐局面,达到“治之至”的理想境界。韩非的这种定位管理思想,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用人之道。如果推行“一职多官”的运行机制,不仅容易造成机构臃肿,滋生官僚作风,而且在同一管理层次上,官越多,办事效率也就越低,官场扯皮的事也就越多。有名有利的事,大家争着干;无利可图、既难办又有风险的事,就互相推诿,谁也不愿沾边。因此,韩非提倡“一职一官”,反对“一人兼官”、“一官兼事”的用人思想,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。

韩非用人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他主张“袭节而进”,逐级提升。韩非主张从经过基层锻炼的人中选拔贤能之士,这与孔、孟等儒家的用人思想也是各异其趣的。《韩非子·八经》说:“官袭节而进,以至大任,智也。”《韩非子·显学》又说:“明主之吏,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韩非的这一用人思想实际上是对当时贵族世袭制的一种挑战,同时又反映出诸侯争霸、群雄并起的时代特点。注重从基层选拔官吏,提醒统治者在擢升官员时讲究袭节而进、逐级晋升,这就给非贵族出身的社会中下层的智能之士敞开了一展身手的舞台。

标签:论韩非用人思想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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